8月3日至6日，由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和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及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共同举办的“第九届海峡两岸先秦两汉学术研讨会”先后在兰州和合作召开。来自台湾辅仁大学、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浙江大学、郑州大学、兰州大学、光明日报社、人民出版社、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和西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6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总共提交论文40篇，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包括文学、文字学、训诂学、古典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哲学等多个方面。

      大会开幕式与第一阶段的讨论会在西北师范大学大学举行。开幕式由文史学院副院长、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韩高年教授主持。我校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刘基教授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辅仁大学孙永忠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过常宝教授和我校赵逵夫教授分别代表主办单位发言。

      校党委书记刘基教授首先代表西北师范大学向本次学术会议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来自台湾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以及其他兄弟院校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刘书记指出，“第九届海峡两岸先秦两汉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对学校古代文学研究和中文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次研讨会由有着深厚渊源的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共同举办，既是历史机缘的契合，更标志着两岸三校良好合作的不断深入。

      台湾辅仁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孙永忠副教授在致辞中回顾了海峡两岸先秦两汉学术研讨会的缘起，并感谢西北师范大学主办此次会议，给了海峡两岸同道们一个交流学术、广交朋友的机会。孙先生指出，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这三所学校在“同根同源”的层面来开先秦两汉学术会议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进一步扩大了学术交流的范围和规模。孙先生最后发出邀请，欢迎同道们参加明年在台湾举办的“第十届海峡两岸先秦两汉学术研讨会”。

      北京师范大学过常宝教授在致辞中隆重推介了辅仁大学和西北师大在先秦两汉学术研究领域中取得的成就。过教授指出，西北师大是大陆先秦文学研究的重镇。以赵老师为首的学术团队勤勤恳恳、扎扎实实地作着研究工作，这些年出版了很多重要成果。就目前而言，西北师大的先秦文学研究是唯一成系列的、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所以，海峡两岸先秦两汉学术研讨会有西北师大的参与是名副其实的。最后，过教授希望先秦两汉学术研究的队伍能够更加庞大，争取到更多的项目和资源，在整个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取得更高的声誉和发言权。

      我校赵逵夫教授作了总结发言。赵先生说，北京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西北师大都有一定的“血缘”关系；由西北师大、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和甘肃民族师范学院联合主办这次会议，邀请海峡两岸学人参会，很有意义，尤其是在学术方法、研究思路方面更有启发意义。因为汉代是第一次对先秦文献进行系统、全面整理和解读的时期；我们今天所依据的对先秦典籍的认识，是建立在汉代人解读的基础上的。将先秦文学与汉代文学合起来研究，比纯粹的《诗经》、《楚辞》研究好得多，这样视野更开阔、更宏观。当然，很多宏观的研究也要建立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这样在研究方法、思路上能互相启发。赵先生进一步强调，辅仁大学和北师大都是以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为中心和主要特色，并且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西北师大地处西北兰州，在这样一个比较偏僻的地理位置上，能和这两所学校联合举办会议，共同讨论问题，推动学术发展，很荣幸，也很有意义！此次学术会议在两个地方举行，兰州结束后，下一站在甘南的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大家将会切身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开幕式结束后，与会领导和专家学者在行政一号楼前合影留念；之后参观了“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并题词、签名留念。

第九届海峡两岸先秦两汉学术研讨会之大会发言篇

      开幕式后，辅仁大学孙永忠副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尚学峰教授主持了在我校进行的大会主题发言。赵逵夫教授、李山教授、曾圣益助教、张德建教授和张崇琛教授等先后作了大会发言，过常宝教授、伏俊琏教授、霍旭东教授、罗家湘教授、韩高年教授分别作了评议。

      赵逵夫教授的发言题目为《诗的采集与〈诗经〉的成书》。赵先生结合甘肃西和县等地遗存的春官风俗，指出我国在春秋以前确实存在着采诗制度，但这些采诗的人大体属于“民间艺人”的性质——农忙时从事农业生产，农闲时从事演唱与采诗。他们采诗既为了个人演唱，有的也同一些卿大夫或诸侯王的乐师有一定的联系，承担为乐师提供新的歌谣的任务，也因此得到一定的报酬。但他们的生活来源应主要靠农业或其它生产劳动。春秋以前也有献诗的制度，但不会像后人所说那样具有严格的程式或固定的渠道，也不全是为了“观风俗、知薄”，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天子、诸侯或卿大夫娱乐的需要。至于臣下劝谏中引述民歌民谣以证明其事，在当时并无严格统计、汇报制度的情况下，是很自然的事。除西周乐师整理历代所传诗歌，进行了基本的分类之外，召穆公的子孙是第一次有意识地进行《诗》的编集工作，时间在公元前七世纪中叶。增编成书的工作是由郑国的王族成员完成的，其主要人物很可能是子展，子产也可能参与了这个工作。孔子可能在编排上和文字上作了最后的订正与加工，个别地方有所增删。如将乐师的整理、编排工作也算在内，《诗经》的成书，经过了四次工作，最后才形成今天的样子。我们既不能抹杀孔子的功劳，也不能抹杀他以前一些人的功劳。而且只有这样，才能解开两千多年来《诗经》研究中留下来的一些谜团。

      由于孔子在《诗》的订正、解说方面的工作，也由于他对《诗》在人文素质教育方面作用的重视，以及他关于诗教的理论建设，通过他的学生、门人的持续不断地研习与传授，使《诗三百》进一步得到普及和流传。虽然战国时代文人策士汲汲于功名，而儒家的传《诗》学术并未中断，所以直至汉代，《诗经》仍能完整地流传下来。并且，孔子及其学生、后学的一些诗论，对每首诗的解说，也能较完整地流传下来。新发现的《孔子诗论》同《诗序》之间的关系，使我们相信孔子的诗学理论是一脉相传，直至汉初的。

      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尚书〉商周书的编纂》。李教授认为，“商周书”特别是“周书”中今天所见的文字，起码经历了两个步骤：1、最初的记录和整理；2、为某种现实需要，进一步深度加工，形成的今天所见篇章。既然是对原初档案资料进行加工，就难免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把一些加工者生活时代的观念、语言习惯等掺入其中。李教授选取了“拜手稽首”、“王若曰”和“雩”、“雩若”等几个金文中的词语，考察它们出现的时段，以为标准，与传世文献进行比照，从而推断《尚书》商、周书部分的许多篇章是在西周中期最后整理成型的。

      辅仁大学曾圣益助教的发言题目为《秦汉之际的郡县疆域考论》。他指出，《史记·秦本纪》记载的三十六郡，实为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基础，是一新的体制，其与旧制虽有依循沿袭之处，但其重新划分及设置乃是其主要精神，故《秦本纪》称“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所以将战国时期各国旧有郡县直接称为秦郡县，实非司马迁之意，也非史实。简帛中记载的郡名未见于《史记》、《汉书》记载的，或者是旧有郡县被合并或取代，或者是后来所新设，这与《史记》记载的三十六郡并不冲突。汉代郡县以秦置三十六郡为基础，但经过项羽分封十八王之后，各郡颇有分合，汉代顺势将所设郡逐步细分为一百零三郡，则其所属县及地域仅秦代的三分之一。如此则郡县所辖范围缩小，朝廷更有控制能力，于是形成了中央集权文官制的行政制度。三十六郡是秦统一天下时首次正式颁布的制度，在此之前，征战之际，设郡多因地制宜，依循各国旧有建置，至此则合并或划分，划定各郡的地域疆界，因此旧有郡名及地域与新建或有不同。班固《汉书·地理志》所称秦置，虽非均为秦始皇二十六年所设置，然在始皇二十六年应有重新设置任命的程序，确立其在三十六郡之中。

      北京语言大学张德建教授的发言题目为《论明代文学感物论的历史变迁》。张教授认为，明代文学感物论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各个时期都借助不同的思想资源构建了相应的理论体系，我们可以分别以心、物、理，心、物、情，心、物、境来概括。感物论在前两个时期没有太多的理论贡献，惟晚明在心学影响下的感物理论才有新意。这会使我们更为深入地从文学发生论的角度来认识明代文学的历史发展。

      兰州大学张崇琛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仓颉书〉考释》。张教授通过一系列的考证认为，《仓颉书》全文内容可概括为：先言战后黄帝族与东夷族的友好相处，以及黄帝族的势力已遍布各地；再言以云命名师、官的管理体制；再言战后家园的重建，最后强调了其政权的合法性，并对其战绩进行炫耀。其完整的释文为：“中原东夷，黄帝居首，东夷为友。黄帝族的足迹遍布当世，他们效法天上的云气，并以云为师、官的光辉名字。他们在战后相互协助，除草辟地，重建家园。他们接受了炎帝政权象征的酒尊，并拥有了蚩尤族的先进武器及战裳。”张教授根据《荀子·解蔽》、《韩非子·五蠹》、《淮南子·本经》等文献的记载，反驳了《仓颉书》系“刘歆伪造”之说；并力证《仓颉书》即甲骨文前身。据悉，这是张教授与陕西省合作的一个科研项目，并且是首次将成果在研讨会上公布。香港《文汇报》（8月5日）以《兰大教授揭〈仓颉书〉千年之谜》为题对会议和张教授的初步考释成果进行了及时报道。

第九届海峡两岸先秦两汉学术研讨会之分组讨论篇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系苏慧霜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二南、楚歌、乐府》。她在对二南、楚歌与汉乐府的探析中发现，三者在诗歌史有着相沿流传的痕迹。楚地南音自始即存在南方江、汉一带，《诗》三百篇文学正盛的时候，屈赋刚刚萌芽；之后散文勃兴，待屈赋跃上文学舞台，《三百篇》文学渐渐衰落，《楚辞》崛起，保存南音系统，形成文学史上独领风骚的楚歌“兮”字体式；至汉兴，沿袭楚文化文学，汉乐府中保留了颇多楚歌、楚调，所以在楚歌南音中，我们看到了诗体演变进程中句式由简而繁、篇幅由短而长的诗歌形式的发展与衍变。

      辅仁大学中文系许朝阳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仁义、内外：告子与孟子思想的对比意义》。他认为告子论“仁”可以区分为“血缘伦理”与“道德总纲”二义；而孟子论“义”也包含了客观事物之宜、客观社会规范与主观的行为判准能力（包含道德与非道德行为）三种层次。孟子并未善加区分，故其“仁义内外”的概念也有欠明晰。从“仁”、“义”多层次的意义来看，孟子与告子思想并非全然对立，而有其重叠互见之处，然历来注疏或以告子为孟子思想的对照组，使得告子颇受莫名之贬抑。

      辅仁大学中文系王欣慧助教的发言题目为《明人选汉赋研究》。她认为，明人在“辨体”风气的影响下，将赋与骚区别开来，推尊司马相如为赋圣，并以其赋（尤其大赋）作为“如何写赋”的典范作品， 连带地传统京殿苑猎大赋的入选次数也偏高；同时又在“重情”理论的指导下，“缘情发义，托物兴词” 的抒情言志赋也在明人选录的汉赋正典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司马相如及其于明选本中各入选10次的《子虚赋》、《上林赋》（京殿苑猎大赋）与《长门赋》（抒情言志赋），正足以说明明人“宗汉”的具体内涵，并具有指标性意义。 
浙江大学古籍所贾海生教授的发言题目为《试论保员簋铭文所见礼典》。他认为，保员簋铭文所见礼典包括军礼和赐命礼，天子亲征有燔柴祭天的仪节,而诸侯的赐命之礼则是以金车副命。保员受辟公金车之赐以副治事之命，仅仅表明是受职治事，不关乎命数，其身份是辟公所自辟除之士而非命士。

      郑州大学文学院罗家湘教授的发言题目为《论先秦时代的文学传播活动》。他认为，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交往活动；先秦文学交往活动存在着口语传播和文字传播两种形态。口语传播具有直接性、即时性、具体性，通过仪式传承方式积累精神财富。文字命名比口语命名更细致、更直观，并能打破时空局限，传之久远。周代以后，统治者把文字作为控制臣民的手段，文学消费成为统治集团特权，一切文字传播都在“把关人”的控制之下。

      西藏民族学院文学院池万兴教授的发言题目为《论旧石器时代中华远古文化的创造精神》。他认为，在漫长的远古时代，先民们不仅认识自然、顺应自然和征服自然，而且认识、发展和完善人自身，探索人类的组织生活形势。在不断的探索与奋斗中，先民们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远古文化，推动了人类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飞跃。这些远古文化及其所表现出的创造精神，正是文明时代到来的前奏。

      兰州交通大学文学与国际汉学院郭令原教授的发言题目为《论先秦时期的“辞”》。他认为，“辞”在先秦文论中，一方面它具有语言的一般性表意功能，也有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以此为出发点，既肯定了语言传达思想，认识世界的意义，也解释了语言表意时需要有夸张修饰的道理。另一方面，“辞”又是一种注重表达方式的言语，古人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意见，直接丰富了古代的文学理论。

      兰州城市学院杨玲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司马迁恶评商鞅探微》。她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法家的商鞅、韩非、李斯列传并作评价。对韩非和李斯，司马迁在批判的同时还表现出一定的同情。而对商鞅，司马迁则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正传中对其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却是《商君列传》的“太史公曰”中不能抑制的苛责和怒斥。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司马迁秉笔直书的良史素养，其次反映出李陵事件对司马迁身心的影响。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周玉秀教授的发言题目为《论〈诗经〉中的互文见义法》。她指出，《诗经》中的互文见义法既有独特性，又与其它句法有相似性。必须结合起兴所喻、句式特点、音韵要求等来准确把握。互文见义是《诗经》中常用的修方法之一，历代注释和研究《诗经》的学者都能予以注意，多所发明，但也存在偏解误解之处。

      韩高年教授的发言题目为《春秋占筮制度与解说文的生成》。他认为，解说文是指春秋时期出现的解释和说明异常社会现象、自然现象，以及说解《诗》、《书》、《礼》、《易》等经典的以“解释”和“说明”为特征的文章体裁。这类文章根源于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产生，对春秋以后的诸子之文与经师解经之文有直接的影响。解说之文主要见于《左传》、《国语》、《周书》等文献，其主要内容是解说《诗》、《书》、《易》、礼及各类故《志》及前代历史、传说。早期解说之文主要与占筮活动有关，其发表者（作者）多为操持文章写作的巫史；后来巫史之术传布于社会，当时以博学著称的卿大夫亦参与此类文章的撰制，这类文体也用于解经、说史等方面。

      马世年教授的发言题目为《“楚声情结”与汉代楚歌体诗的盛衰演变》。他认为，汉代楚歌体诗的演变，是与作者群体的不断扩展紧密相关的：汉初统治者的喜好，使得楚歌在宫廷甚为流行；流风所及，皇室及王侯也多为之；随后，这种风尚不断蔓延，士人大夫乃至将士戍卒也以楚声抒发情怀；这就将楚声的兴盛引向了普通民众——当然，楚声体诗在普通文人百姓中的兴盛，既有特定的社会风尚，同时也与楚声自身在民间的传播相关。到了西汉后期，楚歌体诗也开始了衰落，不过，终两汉之世，它并未湮灭，而是承绪前韵，间有出现。总体看来，楚歌体诗的情感指向则多为“悲情”。无论是成功的皇帝、忧悲的王子，还是失败的英雄、败北的将军、失意的文士，乃至远沦异国的公主，莫不用楚歌来抒发自己的感慨、悲哀和幽愤。往往短短的篇章，表现出深沉的悲怆。“为我楚舞，我为若楚歌”，成为汉初最为流行的艺术，也成为终汉之世诗歌体式当中重要的一个方面。

      北京语言大学曲利丽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何休与董仲舒《公羊》学比较》。她认为，董仲舒的《公羊》学是儒生之学，是面向现实政治的超越性法则，重在经世致用、匡正王权；而何休的《公羊》学则是在仰望权力，失去了批判的勇气，而走向了纯学术。何休与董仲舒的不同，代表了两汉经学三百年的精神流变和品格变化。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王晓鹃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章樵生平著述考》。她针对历来评诗论文以及近代学术史、散文史著作，鲜有论及章樵，更没有关于章樵的个案研究的现状，对章樵的里贯、生平、著述和思想进行了考索。文章指出，章樵是南宋宁宗时期一位较有名望的人物，出生在一个中小地主阶级家庭，官至处州知府，以廉公善称；学宗伊洛，议论通畅，识达时务,在散文与诗的创作上，都取得一定成就；然而，集、专著至明已湮没不存，今人辑录《全宋文》和《全宋诗》，只辑得其诗两首。

      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杨鉴生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马融〈广成颂〉作年考》。他认为，马融于汉安帝永初四年（110）入东观，元初四年（117）上《广成颂》，元初六年（119）自劾归，上距初入东观十年，延光三年（124）复出，上距自劾归家六年，时年四十六。

      西北民族大学延娟芹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论〈石鼓文〉在游猎文学发展中的意义》。她认为，田猎类赋是游猎文学的代表作品，也是汉大赋中重要的一类。前人论述这类赋的渊源，都归结到《诗经·小雅》中的《车攻》、《吉日》二诗。但是从《车攻》到大赋之间是如何过渡的，前人却论述很少，似乎从《车攻》一步就迈向了汉大赋。事实上，秦石鼓文是二者中间很重要的一环，在二者之间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石鼓文的出现与秦国的文化传统有直接关系。

      河西学院党万生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文质彬彬”与“修辞立诚”——孔子的文质论与修辞论》。他认为，孔子所说的“辞”是指辞令或文辞，而非一般的言语；从孔子哲学的整体来看，上述看似矛盾的言说和态度，是基于孔子的实践理性和中庸哲学，有着统一的思想背景和立论逻辑。孔子虽有“文质彬彬”之论，但在某些特定场合和语境中，又常有贵“文”或重“质”的言论，因而在解释他的“修辞立其诚”、“辞达而已”、“情欲信，辞欲巧”等言说及重慎言、恶巧言的态度时，学者们的观点历来存在较多分歧。

      西北师范大学董芬芬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诅楚文〉文体辨析》。她指出，《诅楚文》既非诅辞，亦非誓辞，乃秦国祷战之文。秦楚于楚怀王十七年大战两次，特别是蓝田之战，可谓倾尽两国之力。秦国不仅发动了全国之人力，亦动员全国之神力，足以想见那场战争的残酷。欧阳修冠之以《秦祀巫咸文》，基本抓住了其祷告的特点，但未能明确揭示祷祀的原因，且祷祀的神灵不止巫咸一个。所以，如果给这些文辞一个比较恰当的题名，应该是《秦祷战文》。

      赵茂林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汉代四家《诗》文本来源考辨》。他认为，前人对于《汉书·艺文志》“三百五篇，遭秦而全，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的种种猜测都是不正确的。汉代四家《诗》文本有得自私藏和得自讽诵两说。由于汉代没有《诗经》写本的发现，得自讽诵说自然是正确的。四家《诗》虽得自讽诵，却传承了先秦完整的《诗》。《毛诗》六“笙诗”及《小雅·都人士》首章是后来《毛诗》学者加入的。此由六“笙诗”和《都人士》首章本身、《毛诗序》、《毛传》、郑《笺》相关内容、四家《诗》的传承等都可以说明。

      丁宏武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从大漠敦煌到弘农华阴——汉末敦煌张氏的迁徙及其家风家学的演变》。他认为，东汉末年，敦煌张奂虽僻居西北边陲，但好儒学，尚志节，以文才武略知名显达，并凭借军功徙居弘农。作为河陇士人的杰出代表，遭遇党锢之祸的张奂闭门不出，著述授徒，仍然固守着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念。但是，残酷的政治斗争以及汉末士人个体意识的日渐觉醒，使张芝、张昶等人毅然放弃了经学儒业，走进了书法艺术的神圣殿堂。时至今日，张芝草书已经成为一座历史丰碑，永远激励着“地居下国，路绝上京”的河陇士人崇尚志节，昂扬向上，自强不息。

      杨晓斌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四部分类法中别集与总集关系考论——兼谈“楚辞”的类目设置问题》。他认为，无论是从《隋志》对文献类目的最初设置，还是从以后目录学著作中的实际著录与集部类目设置来看，在四部分类法中，“别集”都是与“楚辞”相对，而不是与“总集”相对而言。所谓“别集与总集相对”不是对四部分类法中别集的定义，也不是对四部分类法中别集与总集关系的正确解释。以集命名、包括诸多文体的别集出现于东汉；先有别集，后有总集。“别集”是相对“楚辞”而提出，“别”是指与“楚辞”相区别；“总集”有总括“楚辞”和“别集”的含义，总集中既收“楚辞”类作品，也收“别集”类作品。

      孙京荣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牛郎织女故事传说与〈长生殿〉关系浅论》。他认为，《长生殿》的作者洪昇在进行创作时，既继承了有关牛郎织女故事传说已经积淀定型的基本内涵，又对其中的人物形象主要是牛郎织女夫妇的性格、思想及心理意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丰富与深化，尤其是对织女形象的整体提升与精神开掘，更是表现出了其不凡的胆识与超俗的才华。正是因为洪昇的这一精彩描绘，使织女由一个单凭个人奋斗勇敢追求自我幸福和爱情婚姻的自私的情侠形象变成了一个为人间所有相爱情侣的爱情婚姻进行穿针引线并为其保驾护航直至成功的爱神形象，其对真挚爱情婚姻的赞扬称颂和对男性薄情寡义行为的愤怒谴责，都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对牛郎织女故事传说本身也是一种开拓性的贡献。《长生殿》既是对民间流传的牛郎织女故事传说的继承，更是对这一古老爱情故事传说的崭新诠释与质的突破，在牛郎织女故事传说的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杨同军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五逆闻雷”考》。他认为“五逆遭雷劈”跟佛教很有关系；《焦氏易林》成书于西汉，显然不可能那么早就出现此词。若考虑到《焦氏易林》自西汉成书以来，至到唐宋才“大白于天下”，而“五逆闻雷”自唐宋以来才因佛教词“五逆”的俗化和佛教因果报应观念的深入民间而结合在一起，所以，《焦氏易林》中“雷霆所击，诛者五逆”未尝不是唐宋人所加。因此，“五逆闻雷”的说法应是源自佛教语和佛教观念的世俗化，而非来自《焦氏易林》。

      杜志强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牛弘研究》。他认为，牛弘是关陇集团的骨干分子，是一位勤谨的重臣，其为政基本符合刚柔相济的道理，也基本适合君臣之间的特殊关系和当时的时代需要；他在隋朝的制度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文化典籍的保存和开皇之治的形成，乃至文化统一和走向盛唐，都做出了积极贡献。

      王浩博士的发言题目为《周初文献搜求整理活动考述》。他认为，在鉴古思潮的刺激和制礼作乐活动的推动下，周初兴起了一场以周公为主导，以宗周、鲁、卫、唐为主要区域，波及各分封国的搜求整理上古、夏、商和先周书面文献与口传文献的活动。周初的文献搜求整理活动，是今可考知的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文献搜求与整理活动，不仅保存了许多前代的原始材料，促动了文献化和经典化的进程；而且奠定了中国文化人文理性的精神导向。

 
      博士生魏代富的发言题目为《先秦服饰的符号化与人格的反映》。他指出，服饰和人的性格息息相关，它能够充分展现心灵的追求。衣着和修饰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性别、民族、年龄、社会经济地位、职业、个性、爱好和价值观等。衣着打扮可以起到美化自己、表现内心世界和达到某种特定的交际目的的作用，可以体现人们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周围世界的不同态度。

      博士生边思羽的发言题目为《〈诗经〉中所见的生活观念——以《诗经》农事诗、田猎诗、征役诗为考察中心》。她指出，《诗经》是一部反映周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透过《诗经》这面文学之镜，我们不但可以看到《诗经》时代人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并且可以使我们抵达他们广阔的精神视域，洞悉到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所秉持的生活观念。文章通过对《诗经》农事诗、田猎诗、征役诗的考察，看到了《诗经》时代人们的重农观念、天人合一观念、失时得时观念、以“勤”为美德的观念、好勇尚武、崇尚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安土重迁的家园观念以及贵“合”等生活观念。 

第九届海峡两岸先秦两汉学术研讨会（甘肃民族师范学院阶段）

      “第九届海峡两岸先秦两汉学术研讨会”第二阶段于8月5日在合作市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图书馆一楼报告厅举行。会议开幕式由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副院长牟吉信副教授主持，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副院长道周教授出席会议并致欢迎辞。

      贾海生教授、许朝阳副教授主持了学术研讨会的发言。北京师范大学过常宝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尚学峰教授、辅仁大学孙永忠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张新科教授、甘肃民族师范学院范卫平副教授等先后作了主题发言；张新科教授、池万兴教授、贾海生教授、李山教授、许朝阳副教授等分别进行了评议。

      过常宝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先秦“百工”文化形象研究》。过教授的论文分上古“百工”考、传说中的工匠、史传文献中的工匠和诸子文献中的工匠四个部分。他指出，“工”在先秦的含义既指乐人，也指手艺工匠。早期乐人属于宗教阶层，有特殊的话语权，但先秦文献中也常常载录工匠的谏语，这与西周时巫史有训诫君主、百工谏诫君王的历史传统有关。

      尚学锋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东汉颂文的文化机制》。尚教授指出，歌颂地方官政绩的颂文在汉末很多，这些文章都是以叙事为主，刊于石碑。东汉前期的颂文歌颂典礼、巡狩、出征等大事，虽然也在序文中叙写事件的过程，但往往用铺陈夸饰的手法，如同辞赋。后期的这些颂文记人物事迹，如同史家记事。这样的文章和当时流行的碑文，在形式上并无二致：都是前面用散体的序文叙事，后面用四言韵语来颂德。这些四言韵语或称铭，或称颂，或兼而称之。颂文“其序则传”的特点充分体现了作家的史才，由此不难看出东汉的史学对这种文体的影响。

 
      孙永忠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夸父逐日”在传统诗文中之意涵析论》。孙先生认为，对“夸父逐日”这则神话的解读，一方面可再进一步探析历代有关诗文作品中可能存在的更深层次的意涵；一方面还应该与当今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对照理解，如此或可古今辉映、成就较佳。在诗文数量上，应继续搜集，时代应延展到清末，反映会较为完备。这则故事的意涵，见仁见智：有批评夸父不量力者，或赞许其成就宏志者，都是就自己的观感与价值所作出的主观评断。这正常的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多样性，无可厚非。

      张新科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史记学论纲》。张教授指出，“史记学”是一门以司马迁与《史记》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是研究司马迁历史及《史记》成书规律的科学，也就是对司马迁历史观的再认识、再评价。这种再认识不能完全脱离《史记》所写时代的历史原型，即不能脱离司马迁写的三千年历史本身，而只探讨司马迁是如何认识历史的；相反，只有深入研究三千年历史的原型，才能更好地分析司马迁对历史的认识。《史记》作为一个文本，有许多的“密码”，“史记学”的任务就是要解开这些历史的密码，还《史记》以本来面目。如何认识“史记学”、发展“史记学”、总结“史记学”。这篇论文分“七论”，对“史记学”的产生发展、性质特点、社会功能、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和发展规律等基本问题展开论述，基本上勾勒出了“史记学”的学科体系。

      范卫平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音声相和”：中国乐学思想的核心命题》。范教授认为“音声相和为美”的思想，包含了人类关于美的认识和思考——如“美在形式”、“美在愉悦”、“美在关系”、“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美在于善”、“美在完美”、“美在直觉”等思想——的诸多合理因素，是我国古代贤哲对人类美学思想的重要贡献。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和学者参观了甘肃民族师范大学独具特色的河洮泯文献室和藏文献典藏室，并合影留念。大会闭幕式在合作市美丽的当周草原帐篷城举行，我中心副主任韩高年教授作了总结发言，回顾和点评了此次学术会议的精彩内容，充分肯定了会议所取得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