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逵夫 《诗的采集与<诗经>的成书》——《文史》，2009年第2辑
“采诗制度”是《风》诗来源的重要途径，但人们对此存在着普遍的误解。今甘肃陇南、陇东地区遗存的“说春”习俗为我们认识古代采诗制度提供了很好的民俗学材料——“采诗之官”相当于“民间艺人”。而卿大夫所献之诗和乐师、史官所存古代的礼仪用诗等是《雅》诗、《颂》诗的重要来源，随着时代的发展，“陈诗讽谏”传统逐渐演变为春秋时期的赋诗制度。从《诗经》的编排体例和春秋时期引诗、赋诗等情况分析，《诗经》的编定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次结集是在公元前七世纪中叶，只收二《南》、《邶风》、《鄘风》、《卫风》和《小雅》，编辑者是召穆公的子孙；第二次结集是在公元前六世纪前期，增辑了《诗经》中的其他作品，编辑者当是郑国子展，子产也可能参与其事；最后，孔子作了部分文字、章句的删订工作，并对个别篇目的归属、次序进行了调整，形成了流传至今的《诗经》的定本。
马世年《<荀子·赋篇>体制新探——兼及其赋学史意义 》——《文学遗产》，2009年第4期
《荀子·赋篇》包括荀卿不同时期的两篇文章:五首“隐”与“佹诗”一首。所谓《赋篇》的体制,实际上是就五首“隐”而言。从隐语的结构看,它主要包括设辞(设问)与射覆(对答)两部分,这两部分不会是同一个人所作,所以,作为荀卿谏说齐宣王时所上的五隐,其设问部分为荀卿所自作,而其对答部分则是射覆者之作。由此可以明了《赋篇》的赋学史意义。第一,就“述客主以首引”而言,从荀子的《赋篇》到汉大赋,客主问答的形式经历了由实录到假托的过程,这正体现了赋体文学的演进轨迹。第二,从《赋篇》到汉大赋,“极声貌以穷文”的赋体语言特征也经历了由实用性向文学性发展的过程,因而也显示了文学文体的形成与流变。第三,汉大赋讽谏的精神与《赋篇》劝谏的性质也是一脉相承的。
韩高年 《春秋时期的铭论与铭体》——《文学遗产 》， 2009年第6期
铭是附着在器物上的一种实用文体，刘师培《论文杂记》称“：铭者，古人儆励之词也。铭始于黄帝，故《汉志》道家类列《黄帝铭》六篇，厥后禹铭筍虡，汤铭浴盘，武王闻丹书之言，为铭十六，而周代公卿大夫，莫不勒铭于器，以示子孙。”到了春秋时期，神权观念逐步衰落，人本思想萌芽，当时社会的主流卿大夫阶层开始关注个人的终极价值。他们追求事功、渴望不朽，致使传统的礼仪性、程式性的铭体创作向个体性、灵活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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