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由中华书局、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和西北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新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编纂工作研讨会在我校专家楼会议厅召开。中华书局副总编、编审顾青先生，语言文学编辑室主任、副编审俞国林先生，中国社科院谭家健研究员，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韩格平教授，山东大学王承略教授，兰州大学张崇琛教授等国内知名学者专家和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刘仲奎教授及相关单位负责人、部分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参加了研讨会。

       会议开幕式由文史学院博士生导师赵逵夫教授主持。开幕式上，副校长刘仲奎代表学校致欢迎词。中华书局副总编、编审顾青先生，中国社科院谭家健研究员，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韩格平教授和西北师范大学赵逵夫教授等专家作了精彩的大会发言。

       本次会议主要围绕《新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体例与编纂问题、《新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各段编撰工作设想及建议、《全先秦文》（初稿）意见征询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议题一：《新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体例与编纂问题

       上午十时，中华书局副总编、编审顾青先生主持该议题的研讨。《新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基本问题是体例与编纂问题，涉及编纂目标及编纂体例等问题。

       顾青先生指出，《新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是有必要重编的，此项目已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编纂以文字准确、资料完整、体例完备、可以传世为目标。文字准确，主要是指具有很好的校勘工作。资料完整对全先秦文部分而言，难度很大，难度大的一方面就是时间跨度很大，体例安排上必然存在很多问题，真伪问题，取舍问题等，可以求大同，存小异。体例完备是指校记等工作都须做好。编纂工作要动员各方的力量，这就要求：首先，对这一段的文献的研究者必须是一位文献家。西北师范大学先秦研究团员是良好的团队，但是还需要各个方面的支持帮助。同时，也需要国外学者的协助，以开阔研究视野，很好的采用各界的研究成果。其次，在整个规划上要用分段处理的方式，分别委托各个单位来完成，中华书局将完成一卷出版一卷。

       赵逵夫教授介绍了《新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编纂工作。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编成也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是一部优秀的著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存在很大的不足，此次工作重在进一步完善，成为传世之书。严可均以前的出土文献部分将纳入，以后的出土文献暂不纳入，被切割掉。体例上有两种选择：一是从颛顼开始，这意识形态方面影响较大；二是与《尚书》保持一致，从尧开始，本书最后选择从颛顼开始。文的界定上选取比较集中的思想。工作进展上一是收集资料二是编纂（取舍）。全书按作者生卒（活动）编排；删除了严书十六、十七、十八卷，这些卷次带有神话性质的内容。

       陈尚君教授认为，一、目录、版本、校勘只是编书的最基本的环节。以《全唐文》、《全唐诗》的编纂工作为例，《全唐诗补编》的文献依据是非常清楚的。编纂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可是皇家编的，具有权威性。补编的必要性是很大的。通过文献的检索，误收的诗是很多的。《全唐文》编纂时间，文献调查的工作是相对准确的。整个工作做了六年，还是在皇命的强迫之下，存在的矛盾是尽管要遭受古人后人的不满，仍因皇命非做不可。总体来看《全唐文》的编纂比《全唐诗》的工作做得好。二、断代文学编纂的目标1、细节的出处，尽量做好，但也不必太过挑剔。全备的目标尽管与完成是相对的额，但是尽量达到完备的目标。不是随得随录，而是与目录核对，认真求证，做文献调查。2、注明出处，交代文献的来源。严可均做得相对好，《全唐文》、《全唐诗》比较差。录钦立先生的《先秦魏晋南北朝诗》的编纂做得好，体力相对完备，在文字的差异有逐字的查录，文献出处注得方法很具有参考价值。3、将就用书和文本。 学术研究中的版本出版问题是很大的。因此在编纂工作中选择版本和用书上应该慎重选择，避免因用了不好的版本而影响书的价值。4、录文准确，备录逸文。5、勘别真伪互见之作。6、限定收录范围。空间范围，周边国家的作品的收录。时间范围，要求确定上下限。语言范围，即收什么文字。7、作者的小传和作品的考案小传比较简明，做一梗概，传记依据文本的来源大致说明。考案尽可能简明表达，保持客观中立。8、编次有序，分体、分类 、辑录的先后，作者的先后。

议题二：《新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各段编纂工作设想及建议

       下午三点，俞国林副编审主持了下午第一场研讨会。王承略教授、韩格平教授、沈文君副教授发表了编纂工作设想，并提出了诚恳的建议。

       王承略教授高度评价了本次研讨会的价值和召开的必要性，同时介绍了山东大学《两汉全书》的编纂工作。

      《全文》编纂的体例，标点。严可均的书与《新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关系，应该保持吸收严可均的成果。小传的撰写要平实，保存原始文献，尽量客观，不要强加主观意见，应结合《两汉全书》的经验。题名也应该保持原状，除非有不合适的地方，题名就是解题。校勘就是版本的问题，在本卷之后，本篇之后，也下校勘。版本，新整理的也不能做底本，选原文的刻本作为底本。除非有相当出色的新整理本；标准本也可以做底本，但是没有标准本，只能选择刻本。出处，一篇文章有很多处处，差别太大，可选并存，差别不大可以选择比较好的。丛书本不要罗列太多的校勘记；辑佚书，要不要收记逸书，加入后人的更好怎么办？伪书，很多名人的书，人物与专题的关系，汉碑的归属问题，人物排列顺序，采用陈尚君先生的说法，以卒年为准，生年不可考。符号规范标点符号的使用统一不统一，要有一个规范性的要求。

       韩格平教授指出魏晋文献的基本看法，总规范三千多种书，严可均文散逸的占绝大多数，而魏晋文献多。全三国、两晋文有1780750种书、1127人。严书不足：体例上；子书（辑佚）；准确性；新编全魏晋文，主要做到新在哪里。能扩大，但是数量上很难完成；体例上不可补正；校勘上；小传的撰写拿么做标准；索引个编写，可以是新的亮点。编辑上的困难体现在；1.经费问题，立项问题；2.队伍及质量保证。

       沈文君副教授介绍了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以及自己已做的工作。全后魏、北齐、后周、隋3000篇，150万字左右，新增工作了小说，编年校勘工作已经做过了；异体字等的处理，文献真伪的考订，采取慎重的态度。同时指出：凡例基本是严可均的体例，很受《全先秦文》样稿的启发，但是如何来与他们的工作衔接。校勘上希望有一个好的规定，如异体字的问题。

       下午第二场会议由王承略主持。伏俊琏教授、王锷教授、张鹏教授作了发言。

       伏俊琏教授指出，全先秦文与后几段的编纂有很大差别。应该充分考虑出土文献。编书的上限，可不可以从黄帝开始，可以《史记》的体例为例。跨代作家的归类问题，有以年代为主，严可均以人为主，作者问题以正史的记载为依据。全先秦文收录范围，丛目和篇目都可以扩大；两人问答之词；史传里保留的文章也可以在考虑范围之内。小传的写法，更应该注明原始文献的来源，增加信服度。

       王锷教授介绍了参与编纂全先秦文工作的活动和完成情况，新编无论是全先秦文还是魏晋文，这一工作的定位是什么？对严可均的书我们必须思考应该保留那些？删掉那些？古籍整理工作的体例是很重要的。要规范化，底本选哪个？如何选择版本。《新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必须做到体例的准确，还有文字的精确。可以尽量选用新的好的研究成果。标点可不可以加专名线。校记超过原文值得考虑；校文和校史如何处理；真假问题，很难判断文章的作者归属，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尽可能遵从前人。注释和校记问题，小传可不可以借鉴《四库全书丛目》的做法。

议题三：《全先秦文》(初稿)意见征询

       6日上午《全先秦文》意见征询会议第一场于文史学院会议室（10号楼409）召开，陈尚君教授主持本场会议。谭家健教授、霍旭东教授、张崇琛教授、韩格平教授在会议上一一发言。

       谭家健教授认为，《新全文》的性质定位为丛书，体例有共同点，但又有不同。在时间上不应有重叠的。校勘问题：用途不是校勘，版本不是通行本。文的意思是文献、文学、文本；用文章比较好，文献有与著作冲突。目标：不仅限于中文系使用，应做到多专业通用。此书倾向于赵先生独立的意思，《新全先秦文》大多数文本选取是很难准确的，但也有一小部分不应该收，应该删掉。应该从哪里开始？应该以文为准。应该从禹开始，墨子记载比起汉人的记载更加准确。在求真求全上，更注重求真，求真上出了问题必将会影响全书的价值。

       霍旭东教授认为，.这一项目在操作上困难较大。书在收录的有几句话不应成文。有一两句话的选取，不符合文的标准的，所以说在文的标准上应该做到认真的考虑，不可以把摘找出来的几句话抽出来是不科学的，只要是先秦的文字都应该收，不以好坏为标准，因为全是先秦文。春秋的一段校勘太过多，选文的（辨真伪）的结果不应该出现在本书上。与严书的关系，不是整理，是主编，但是大量的因袭严书的内容，只能是与严书并存，不是替代的问题。应该是严书上古三代文的订补。在书名上还必须研究，不可以叫新编只叫先秦文。开始应从商代开始，有字才有文，后人追记的东西不能把著作权归于那个人。春秋部分要大量删校勘。

       张崇琛教授：关于书定位：赞成通行本，几个问题要保持一致，用途是用来查阅，校文可简明。夏代应该是有文字的（图集），商代的成熟文字不可能是突然出现的。夏代的材料有很高的保存价值，收录上应收的宽一点，真伪是变化的。全了多了好办，可减，少了不可加。考古文字不收入，但成果可以加以很好的利用。书的名称，严书的名字是可以的，应该保持一致。经书史书中的一些应收入。

       上午第二场会议由韩格平教授主持，该场会议上陈尚君教授、王承略教授、俞国林副编审作了发言。

       韩格平教授说：现代化的一些语言不太好；小传不应该要校注；《全上古三代文》能否作为校本值得考虑；在书中的一些符号文字细节上的错误较多；个别几篇收录到底算不算文。

       陈尚君教授认为：定位上都能赞同，在贯通工作上谁做。校勘上应该交代出来。也有一些不该校地校了出来。校勘把一个文本不同的表述要校出来。子书按通行方式，史书最好是分卷。注码和行文要加以规范。区分传说的文献。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分割的，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出土文献部分是需要整理的。在文的认可方面更严修一些，传说上的文本也可认真考虑。

       王承略教授说：先秦文学研究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意见上是很难达成一致的。赵先生在体例上有很多独特之处。体例上还是客观的写一些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注释的部分重新整合到小传中。校勘记：异体，通假，虚词不在初校范围，细节规范建议参照《汉语大词典》体例。

       俞国林副编审就具体文本小传内容中的细节提出参考意见。校记方面的一些细节应加以更正。正文中的标点（相同文字）不一致。阿拉伯数字改为汉字；文献出处的标注；四部丛刊加不加书名号；各段的底本选择应该贯彻，贯穿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