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9月15日，《兰州晨报》记者雷媛撰写了特稿《新编<全先秦文>，国家学术工程》，对该次会议进行了全面报道。在已经确立的“国家‘十一五’古籍整理与出版”的一百多个重点项目中，由中华书局组织的“重编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项目”居于首位。这将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
编纂目的是替代严书。“编纂本书的目的就是代替严可均的书”，这是在本次研讨会上赵逵夫教授所坦言该工程的学术追求。作为会议的成果之一，原拟定的丛书名称《新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调整为《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之所以如此，用赵逵夫的话来说，就是“因为重编的体例变化很大，补充很多。最主要的是原书‘上古’当中很多微茫难信的部分被‘去掉’了。”
重编严书之缘由。赵逵夫说，重编无疑是有原因和理由的，最直接的一个理由是：严可均的书因为书卷帙太大，不可避免地存在问题，“尤其以先秦一段问题最为突出。”中国社科院文史学者刘跃进教授在《中古文学文献学》中，将严可均一书存在的问题归纳为四类：一漏辑，二失考，三误编，四重出。诸多问题，无益于先秦文学与文化的深入研究。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文•全秦文》除漏辑和新发现的秦以前文献需要补充之外，最主要的是它还存在一些其他缺陷。首先是时间上限过早，让人渺茫不可信据，真伪就很难鉴定。其次，严可均书中有不少作品的时代和作者确定有问题。在严书中将一些在文学发展史上比较重要的人物没有辑录是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对叔孙豹的遗录就是典型的例子。“之所以叫‘新编’，无疑，就是因为原书有问题存在。”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马世年一语中的，点明了重编的原因。
先秦文学研究的一个比较完善的文本。体现一种科学观念和科学性，是贯穿于以赵逵夫教授为主，董芬芬、丁宏武、张林祥、田河等13人参与的编纂小组成员的一个基本理念。丁宏武博士是负责《全先秦文》编纂传世文献的编录工作的，他说在此次编纂过程中，有些文献的补充不仅仅具有补充意义，更具有一种“新发现”的意义在里面。应该说将出土文献也收入《全先秦文》之中的决定，也是该书科学性的佐证之一。在读博士后的田河副教授就负责出土文献的编纂，专业为金文研究，他和吉林大学、河南大学两位从事甲骨文、简牍研究的专家共同承担了出土文献的编纂。“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这两者的结合本身就是一种文献互补。同时也是一种互相印证的关系。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共同进行编纂，也算得上是一种创新”，田河说道。在9月5日的研讨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未来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先秦文》将对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比较完善的文本支持。
总之，《全先秦文》编纂项目也是近年来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个最大的项目。“能承担这个项目，无疑体现了中心的研究能力、学术高度和位置。”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韩高年教授这样说道。这是长期以来几代学者积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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